请问中国的学校可以允许学生穿西装打领带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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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的情况我可以跟你说一下,16岁应该上高一吧,北京2环内比较好的高中基本上都有规定,要求穿学校的校服上课,有些不好看,有些我见过也是正装,不过是中山装样式的,毕竟是在中国嘛。我觉得既然回来了就还是要跟这边的环境相融合,即使你跟学校沟通了,也花了赞助费什么的,学校也同意了,但是就他一个人穿西装,别的同学会怎么看他呢?我觉得这样不利于孩子的成长。可以跟校方商议一个过度的方法,慢慢让孩子适应这边的环境,校服嘛,习惯了就好!上海的情况我不太清楚,不过我基本的建议还是这样的!

补充:你的补充问题我看过了,有个观点我要帮你纠正一下,我觉得既然选择了回国内来读书,那么就要让孩子尽可能快的适应国内的教育制度,社会背景和学习氛围等等,这样对培养他的适应和处事能力都是非常有好处的。另外对于学校,我觉得孩子父母的看法欠妥,可能是由于长期在国外不了解国内情况的原因吧,其实在国内,所谓的贵族学校更容易让孩子学坏,里面大都是有钱或有家庭背景硬的家里的孩子,很少有人会认真学习,拿大人的钱肆意的挥霍,更容易造成攀比之风,我觉得这样是把孩子推入火坑无疑。所以学校我建议还是选择正规的公立学校比较好,那里学习氛围浓厚,学生素质也比较高,同时也可以培养孩子勤俭节约的美德,对他的将来非常有利,毕竟钱不是万能的!还有就是国内和台湾的大背景不一样,特别是在北京,如果你想让孩子像台湾学生那样,还是我上面说过的,肯定会影响和同学之间的关系,也不利于培养他处理关系的能力。在国内,南北地区之间都存在差距,更何况是从国外回来的呢?我还是觉得尽快适应这边学校的环境才是最好的方法。另外我打听了一下,北京这边大都是中式西装的校服,我也看了你发的照片,不是那样的,要严肃的多。上海可能有,具体情况我就不太了解了,见谅!关于费用,私立学校(所谓的贵族学校)不会在乎那些条件,只要付钱他们一般都会收,如果要进公立学校,各个学校的规定不一样,可能还学要多了解一下情况了,当然跑跑腿是在所难免的了!

王国维夫人潘丽正 : 爱的供养

我叫潘丽正,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名字,正如我这个人一样普通,如果说我这一生有过什么值得为人所称道的事的话,我想那就是爱情吧。我爱过一个人,他叫王国维,因为他,世人才记住了我。

我并不是静安(王国维的字)的原配妻子,我是他的续弦夫人。他的第一位夫人是我的一位远房亲戚,她姓莫,按照辈分,我应该叫她表姑,但我更习惯叫她莫姐姐。

静安二十岁那年,一心想去日本留学,家翁乃誉公坚决不允,非要他先成家立业不可,静安拗不过,只得暂时放弃留学的念头,遵从父命,与早已订过亲的莫家**成了婚。

王家与莫家是世交,静安幼时即聪慧过人,少年时闻名乡里,号称“海宁四才子”之一。我亦是听闻过他的名气的,当时我还是个年幼无知的小丫头,只是听人家说表姑父是远近闻名的才子,我那时还羡慕表姑运气好,嚷着我以后也要嫁个才子。

静安与莫姐姐的感情很好,他们共同生活了十年,虽聚少离多,但情深意浓。

1907年夏,莫姐姐因难产而丧命,远在北京的静安闻此噩耗悲痛欲绝,他对莫姐姐情深义重,念念不忘,为她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悼亡诗词。我为此曾吃过莫姐姐的醋,其实我很羡慕她,得到了静安最完整的爱,至于我自己,在他心里的位置,我不敢想。

莫姐姐身后留下三个儿子,最大的潜明也才九岁, 高明五岁、最小的贞明还不满三岁,静安没有管过家,身临此境,难免手足无措,只得将孩子留给他的继母叶太夫人抚养。不料过了几个月,叶太夫人又突然病逝了,三个孩子无人照料,家中事务无人料理,亲友们纷纷劝静安续娶一位夫人,静安思虑再三,终于点头同意。

那一年,我二十二岁,尚待字闺中,莫姐姐的母亲、我的表姑婆莫太夫人突然来到我家,来替静安提亲。当她问我是否愿意嫁给静安时,我有些错愕,一时语塞,不知该如何回答,半晌过后,才反应过来,拼命地点了点头。我当时心里想着,他是才子,哪个女人不想嫁给才子呢?

对于莫太夫人,我感激涕零,是她把我送到了静安的身边,如果没有她,我不会有幸拥有与静安的好时光。所以此后多年,我未敢忘过老夫人的恩情,每个月,我都会按时给她送去生活用度。后来我们搬到了上海居住,我也常常惦记着老夫人,每当知道有同乡之人回老家时,我就托人家带一些山楂糕、粽子糖和香菇等物给老夫人,她老人家爱吃那些。老夫人去世后,我亲自回乡奔丧,代替莫姐姐尽了最后一份孝道。

在一场简单的婚礼过后,我的表姑父成了我的夫君。不得不承认,有些事情就是上天的安排,比如我跟他,谁又能说不是命中注定呢?

在结婚之前,我从未见到过静安,我曾经在脑海中无数次想象过他的样子,但当我真正见到他后,我才惊觉,他并非我幻想的那样。他与风流倜傥的公子模样完全不沾边,他身材瘦小,不修边幅,还留着前清的长辫子,总是不苟言笑,看起来严肃而难以接近,但我很快就发现,他其实是那种外冷内热的人。内心有一团热火,他的力量与精神皆在其中。

我跟随静安北上京城,住在宣武门的新帘子胡同,安顿下一家老小,静安专心学问钻研,我全力料理家事,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渐渐步入了正轨。

静安高度近视,戴着一副圆框眼镜,透过厚厚的玻璃片,我看到了一双温柔的眼睛,真是奇怪,他看起来很平常,却让人觉得他浑身充满了魔力,不由地就被他所吸引。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,他身上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力量,没有见过他的人不会懂。

我的父亲曾中过前清的秀才,因无意仕宦做官,而居于乡间读书授业,我幼承庭训,倒也能识文断字,但与静安在一起,我是说不上话的。他太过博学通达,他太过才气纵横,与他并肩而立,我的自卑感不请自来。我也曾恼恨自己不是才女,不能与他吟诗作对,不能陪他谈天说地,但时间长了,反而也想通了,也罢,他做他的学问,我干我的家务,夫妻二人,不必全都当学者。

婚后我曾劝说过静安换下那身不合时宜的长袍马褂,但他不爱置办新衣裳,也不愿穿西装,我能做的就是尽力帮他把每件衣服都洗的干干净净。

清朝已经覆灭十多年了,但静安始终不肯剪掉他的辫子,每天早晨待他梳洗完毕后,我照例会替他梳头,为他辫好辫子。我也曾埋怨过他:“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,你留着做什么?”他回答说:“既然留了,又何必剪呢?”当时我不懂他的话中之意,后来回想起来,颇为后悔,作为妻子,却不懂他,我很惭愧。

嫁到王家后,我立即承担起了照顾继子和静安的重任,二十二岁的我当了三个孩子的继母,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勇气,没有胆怯,没有退缩,反而越战越勇,家里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温馨。

1913年,我在日本生下女儿东明,静安很高兴,他常常逗着女儿玩,我第一次见到他这么开心。

我与静安生了八个孩子,三个儿子,五个女儿,有两个女儿夭折。家中一共九个孩子,皆赖我一人照顾,静安是不会照顾人的,因为他也需要照顾。我记得有一次,我牙疼得厉害,但孩子们又一个接一个地发起了高烧,我忙着照顾孩子,无暇顾及自己的牙疼,没想到一忙起来,连疼痛都忘记了,牙病遂不治而愈。

静安平生有三大嗜好,烟、甜食和书,缺一不可。

静安烟瘾极大,每每饭后,总是一支烟、一杯茶,再进书房工作。我听说吸烟会得肺病,因而曾多次规劝于他,但并无成效,他依旧烟不离手。

静安喜欢吃甜食,于是我特地为他定制了一个朱红色的大柜子,摆放在卧室之中,每日擦拭一新,柜子最上面两层专门用来放置零食。静安每天午饭后会小憩片刻,然后抽根烟、喝杯茶,走进书房,过了一会儿,他就会跑到卧室的柜子里找零食吃,真是孩子气十足,令人忍俊不禁。

打开柜门,琳琅满目,仿佛一家小型糖果店,从胶切糖、小桃片、云片糕、酥糖等苏式茶点,到红枣、蜜枣、茯苓饼、核桃、松子等干果甜食,应有尽有,都是静安爱吃的。我每个月都会从清华园进城,专门为家中采购日常生活用品,尤其是零食,都是我精挑细选的,很合他的口味。

静安在饮食方面有些挑剔,不知道为什么,他不愿意吃佣人做的饭,于是我只好亲自下厨,为他洗手作羹汤。看着他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,我才大舒一口气,抹去额头的汗,倒也不觉得累,心中油然而生起一股称职的家庭主妇的自豪感。

静安最大的嗜好便是书,他爱读书,也爱买书,家中书房,满满一屋子,全是他的藏书。他平时不好出游,最爱去逛琉璃厂,对古玩也只是看看,主要是买旧书古籍。如果在书店里看到了他想要的书,自然是非买不可的。所以我每次知道他要去逛琉璃厂时,都会事先替他准备好足够的钱。我还记得有一天,他兴冲冲地夹着一个包裹回到家,我打开一看,里面是一本书,他如获至宝地对我说,他要的其实并不是这本书,只是夹在其中的一页旧书。

静安的书房并不整齐,到处都摆的是书,开始时,我看不过去,常动手帮他整理,但经常是刚整理完,便又乱了,如此一来,我也就任他去了。

静安每天在书房看书、著述,对于家务是从来都不闻不问的。他对于钱更是没有什么概念,在清华教书时,他只顾埋头上课,下了课就回家。每个月发薪水时,总是由我到学校为他代领。我曾抱怨过他身为一家之主,却总是不理家事,让我一个人管这么大一家子。他却说:我对你放心。听到这句话,我竟有些开心,能得到他的肯定与认同,倒也不负我此身操劳。

与静安的天性悲观相反,我是个乐天派,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,所以家里显得有些吵闹。静安喜静,每当看到他进书房看书时,我就连忙把孩子们都赶到院子外面去玩,作为妻子,我有责任给他制造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。

如此一来,惹得孩子们常向我提意见,说我对静安比对他们都要好。我反思了一下自己,好像还真是这样,多年以来,我始终把静安放在第一位,他的事总是最重要的。我不信佛,但我信静安,他就是我的佛。

1926年,年仅27岁的潜明突然病逝,在八个孩子里,静安最疼的就是潜明了,听闻噩耗后,他匆匆赶到上海料理后事,却与亲家罗振玉因为媳妇孝纯的去留问题发生了矛盾,从笔墨官司到恶语相向,直至断绝来往。此事我也有错,是我不该与孝纯争执,以至婆媳失和,牵连到了静安。

潜明去世后,静安悲痛异常,郁郁寡欢,再加上与亲家决裂,心情坏到了极点。我很担心他,却又不知该怎么办,他其实没有别人想得那么坚强。

时间到了1927年,时局变幻,风云莫测,北伐军已经快打到了北京城外,静安更加心事重重,我看着他,心急如焚,却又束手无策,只恨自己不懂时事,不能替他分忧。一切为时已晚,实引以为终身之憾。

4月下旬,一向不爱出游的静安竟然意外地抽出时间,偕同我和孩子一起游览西山。我很诧异,但并没有多想,我当时就应该察觉出他的心思的,那时的他,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。

6月2日,静安一如既往地早起,我照常为他梳理发辫,准备早餐,他神态安然,临出门上班时,他突然回头看了我一眼,但并没有说话。我后来才知道,那是他同我最后的诀别。

我在家中等了一天,始终不见静安下班回家,我有点心神不宁,连忙打电话到清华大学询问。直到晚上,我才收到清华的回复,他们说静安已于上午十一时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,事发突然,我措手不及。

对于静安的选择,我并不怪他,不怪他抛弃我和孩子们,他心中有他的坚守与执着,我不能完全理解,但可以做到尊重。

静安走了,我也不想活了。在料理他的后事期间,我写好了遗书,打算不久即随他而去。女儿东明看到遗书后,拉着佣人苦苦劝说,我才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也罢,就当是替他而活吧,为了我和他的孩子,我一个人在这世上再孤零零地多活几年吧。

静安离开后,家里的变化越来越大,我始终习惯不了。

静安的书房,变得很整齐,再也不需要我每日整理了,终于可以闲下来了,可我竟有些不开心。

打开卧室里的朱红柜子,空空如也,已经很久没有放过零食了,以后也不需要放了。

静安走后,没有人再固执地坚持要吃我做的饭了,时间一长,我的厨艺竟然退步了不少。

静安生前,我曾埋怨过他不解人意,夫妻多年,却不曾为我写过一字一句。直到整理他的遗物时,我才发现,他暗地里写过不少诗,上面清晰地写着我的名字。那一刻,眼泪夺眶而出。

他的柔情,我懂得太晚了。

1928年,我带着孩子从北京搬回了海宁,静安的老家。

1949年,我随四子纪明迁往台湾,住在高雄。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山顶上,远远地望着大陆方向。纪明总说:太远了,看不见家的。我回答他:不,看得见,我看到你父亲就安静地坐在咱家院子里的那株枇杷树下,抱着一本旧书,跟从前一模一样。

多年以后,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:原来有的人来人间一趟,不为别的,只是为了去爱命中注定的那个人。